副司长孙桢建议设立碳排放行政许可

　　日前，第四届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在天津滨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桢以“应对气候变化主流化、本地化、协同化”为主题作了精彩发言。

　　他说，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挑战，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普通公众和企业界也越来越关注，要真正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必须动员更多的力量。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先后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案》，制订了碳强度下降的目标，提出了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的战略，全面实施低碳发展战略，除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还必须将其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特别是纳入主流的经济活动中去。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经济制度，使低碳技术能够盈利，这就是低碳经济。

　　从低碳发展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到低碳经济，再到低碳技术，这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低碳经济扮演着一种平台的作用，而对于低碳经济而言，核心的制度是碳市场，同时还需要相关的税收和价格政策。

　　碳市场的建立需要法律的支持，气候变化立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整套的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包括总量控制、排放许可、排放交易和数据管理。气候变化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明确的赋予一个人格，也就是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目的性。还有不因经济起伏而影响政策走向性。经济发展转型期间需要低碳发展，转型成功之后更要低碳发展。

　　碳排放许可是一项行政许可，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新设立一项行政许可必须是确实有必要的。

　　我们考虑有两个理由：第一，碳排放的空间是全球意义上的有限资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必须采取政府管制措施。

　　第二，许可证是碳交易的起点，考虑到碳市场的金融性质，为了保证市场的安全，起点必须严格管理。必须看到在需要管理整个碳排放量当中，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于许可的管理，另外一部分属于其他。

　　尽管碳交易及其许可证只涉及了一部分的排放量，但它产生的碳价格对所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信号。许可证的申请者应该提供高质量的排放数据，可能需要经过第三方的审核，还可能由执法部门进行现场的检查或者在线监测，而其他的排放数据不会如此的高精度，可以采取统计或者抽样的办法。因为数据的精度是与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联系在一起的，必须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至于企业的负担问题，应该看到参加交易和申请许可的企业，虽然承担了减排的法律义务，但同时也获得了一笔金融资产，这就是碳信用，这对于企业是好事。

　　气候变化工作还必须得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广大公众的支持，相对于全球，其实国家的行动也是本地化之一，从道德的正确性上来讲，本地化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忧虑不能只是来源于遥远的地方，或者是北极熊，我们必须关注自己居住的城市是怎样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必须从本地出发，只有那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才会自觉地开始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我们从局部考虑，才会在全球行动。

　　我国的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气候变化的政策设计必须与国家发展相关战略相衔接，与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相衔接。与此同时，考虑到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维护全国的统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