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在天津：滨海新区何以向海而生

　　占地球面积71%的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重要资源，是世界各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桥梁。随着陆域资源的紧张和能源的日益短缺，世界的触角不断向海洋延伸，海洋成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拓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载体。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海域面积广阔，经济外向度高，对外贸易90%通过海运完成。

　　中国很多城市虽然沿海，拥有广阔的海洋的资源，但并没有深入发展海洋经济，海洋意识至今显得较为薄弱，形成了“沿海而无海”的局面。

　　而回顾滨海新区则从其成立之初，就有着鲜明的海洋特色，其发展历程可谓是半部中国近代海洋经济发展史。依托天津港，从最早经济开发区到探索试验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自贸试验区等多种开放形态，无一不是向海寻找出路。如今，GDP接近万亿的滨海，常住人口涉海超过一半。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正在迎来开放的升级版。而天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一带一路”交汇点，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岸，其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显而易见。

　　在资源与环境的掣肘、内部经济转型的压力之下，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之中，滨海新区能否实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无疑关系着滨海新区的下一个十年。

　　从临海到向海而生

　　海洋是连通世界的通道，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从海洋开始的。不论是近代史上沿海地区的被迫开埠，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主动开启的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也是中国海洋经济迅速发展的30年。

　　初到滨海新区，一位在天津工作的朋友与我开玩笑道：“向往海滨城市，所以择业选择天津，来了却发现，天津离海还有几十公里。”近代天津，作为中国最早开辟通商口岸的城市之一，在海运史和经济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天津“京畿门户”的地理位置，中央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将天津城市内收，甚至抑制其向海发展。临海而无海，成为天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城市经济格局，也是彼时其裹足不前的重要缘由。

　　滨海新区发轫于改革开放。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释放出的经济活力是惊人的。1984年，全国诞生出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是特区，但复制特区的开放政策，天津泰达位列其中。借助天津港的优势，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泰达持续领跑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达16年之久。

　　从此，天津的向海发展，才算是起步。1991年，由于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新的探索应运而生，天津港保税区成立，为国内最早的保税区之一。这一时期，天津港也在不断的建设和扩大，规模效应初显，辐射地域不断拓展。

　　从上世纪80年到90年代，是中国海洋经济初步探索的10年。然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发到国家早已意识到海洋经济的潜力，关于海权之争愈演愈烈。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草拟完成，对内水、领海、临接海域、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重要概念做了界定。1994年该公约生效，如今已获150多个国家批准，成为通用的国际海洋法规之一。

　　《联合国海洋公约》生效的同年，天津市决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基础上“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建设天津滨海新区的决策，与中国对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进程、对海洋的认知的逐步深入是同步的。

　　1996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年，制定出台《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也是中国首部关于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文件。

　　随后的十年，中国掀起了开发开放开发开放的热潮，包括天津滨海新区在内的沿海地区，以得天独厚的向海优势，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21世纪的前1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6.7%，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对GDP总量的贡献接近10%。海洋经济已经高度渗透国民经济体系，涉及20个门类。

　　在天津，153公里长的海岸线，全部绵延于滨海新区的区域内。2005年，海洋化工已经成为滨海新区海洋产业的支柱产业，年均产值增速超过20%。当年，天津便提出要建设中国重要的国际航运与物流中心、海洋科技研发与产业化中心，海洋油气开采加工基地和海洋化工基地，形成有天津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海洋经济体系，成为海洋经济强市。

　　2006年，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此后的十年是滨海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十年，经济规模翻了两番，2015年达9270亿元，占天津市经济总量的一半，超过绝大部份城市。滨海新区的重要依托便是海洋与世界第四大港口天津港。依据数据推算，滨海新区的涉海人员接近人口总数的一半。

　　近年来，国家对于海洋经济的认知逐渐提升，一系列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及优惠政策相继出台。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发展海洋经济正式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对天津的海洋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天津成为继山东、浙江、广东、福建之后，又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

　　从粗放开发到保护利用的认知转变

　　和产业结构划分类似，现代意义上的海洋产业，依据发展历程，也有相应的区别：第一产业包括海水增养殖业捕捞和养殖；第二产业包括海洋油气工业、海盐业、滨海砂矿业、 造船业；第三产业包括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娱乐业等。第二、三产业的占比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海洋经济的标准。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海洋强国研究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曾指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工作重点是要加强海洋产业规划和指导，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提高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依据《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规划》，天津海洋经济空间的布局也将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优化，形成“一核、两带、六区”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强化天津滨海新区的核心地位，积极构建沿海蓝色产业发展带和海洋综合配套服务产业带，重点打造南港工业区、临港经济区、天津港主体港区、滨海旅游区等六大海洋产业聚集区域。并将产业锁定海水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海洋服务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四大新兴产业。

　　2015年环渤海地区海洋生产总值23437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2%，超过长三角、珠三角，成为区域海洋经济的龙头。天津滨海新区海洋经济发展迅猛，产业转型也初见成效，二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率超过9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滨海新区的海岸线相对较短，海域面积小，近海资源稀缺，且地处渤海湾底，环境脆弱。资源与环境，成为制约天津滨海新区的瓶颈。而海洋生态环境约束日益显现，全球气候变化与海洋灾害影响加剧日益突出，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修复几乎提到了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近年，有相关研究的学者曾利用2002～2009年的数据，对滨海新区的海洋综合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评价，得出海洋综合生态承载力的三个子系统中，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呈线性下降趋势，而海洋经济承载力呈上升趋势。通过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滨海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预测表明：如果不采取政策和技术措施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未来30年内随着滨海新区人口的持续增长\,海洋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其海洋资源和环境将急剧恶化。

　　方塘智库认为，天津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的重点在“科学发展”，利用资源环境的倒逼机制，带动海洋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调整海洋产业结构，建立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参考国外先进经验，推广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利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政策，拓展港口的价值链，提升现代海洋服务业的占比，探索一条集约高效、生态友好、环境优美、健康持续的发展路径。

　　2006年8月，由天津港集团建设的东疆保税港区正式获国务院批准。如今，站在海边能看到的东疆的陆地，大多是吹填造的，二期的岛屿也在规划中。东疆保税港区在金融、航运等方面享有的多项优惠政策，直接刺激天津港相关业务的发展。随后，东疆成为先吃螃蟹的地区，全国首单融资租赁业务就是在东疆完成的，并带动滨海新区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业务的繁荣，目前已占据全国1／4的市场份额。

　　2011年，国务院再次批复《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同意以东疆为核心载体开展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航运金融业务和租赁业务四方眠的政策创新试点，推进国际化市场体系建设，条件成熟时，进行监理自由贸易港区的改革探索。

　　在探索高端金融服务业之外，滨海新区的海洋的文旅价值，也逐渐被挖掘出来。滨海旅游区逐步推进建设，海洋博物馆等项目先后落成。邮轮产业作为海洋经济中的朝阳产业，近年来呈井喷式增长。2010年，6月26日，天津邮轮母港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北方最大的邮轮母港。中国港口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有十个港口接待过邮轮，包括大连、天津、青岛、烟台、上海、舟山、厦门、广州、海口和三亚。天津的市场份额占比位列第二，仅次于上海。

　　天津邮轮母港的乘客，主要来自京津冀地区，随着邮轮的普及、推广以及铁路、航空的日益便捷，天津邮轮母港的辐射腹地将拓展至东北三省、华北五省市、西北五省区——滨海新区邮轮产业，拥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方塘智库认为，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都市圈的重要节点，最为突出的区位优势是“近都临海”，向海而生，但需陆海统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核心是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重点推动京津冀在产业、交通、生态三个方面的一体化发展。

　　天津作为区域核心城市之一，目标就是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现代制造中心、国际航运中心、金融创新运营中心，这其中，滨海新区举足轻重。随着交通一体化、通关一体化以及内陆无水港的不断落成，接下来，如何推动三地更深层次的产业、人才与文化合作，成为重要的问题，也决定滨海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与京津冀战略的新机遇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于海洋。

　　20世纪最后10年，多学科联动的海洋科学发展，使新的海洋资源不断被发现，新的“海洋世纪”已经到来。21世纪，将是人类利用海洋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一，从全球视角看，人类利用海洋的时代已经到来，沿海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全球性海洋开发利用大潮已到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这种发展形态将长期保持并不断深化，海洋的开发利用也必将不断深化。

　　海关统计数据表明，自2006年起，中国对外依存度就一直超过半数。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4国的外贸依存度在30%左右，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4国低于50%。中国远洋船队和海员队伍的规模为世界最大，每年航行于中国沿海的船舶达400多万艘次。对于世界许多贸易大国来说，中国依赖海上贸易的程度更高。对天津滨海新区而言，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已达138.2亿美元。

　　第二，从海洋利用价值看，广袤的海洋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可扩展区域，丰富的海洋资源和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地。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占有陆地面积仅有0.008平方公里，远低于世界人均0.3平方公里的水平。目前，中国陆域资源正在走向日益枯竭的边缘，已公布的资源枯竭城市已达到44个。向海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面更广，强调包括天津等沿海城市，近一步开发开放，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

　　如果发展海洋经济起初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迫于开放所需。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滨海新区向海而生，则有更多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关乎区域内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也关乎国际竞争和国家安全。因而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和精细化的管理。

　　滨海新区处于“一路一带”的交汇点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重要的出海口岸和增长极，过去的十年间，滨海新区一直是政策的宠儿，从国家级新区到京津冀协调发展，再到2014年，北方唯一的自贸区花落滨海。

　　众多政策叠加之下，可以预见的是，滨海新区在制度、税收、海关通关等方面，优势明显，将迎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然而，随着世界政经格局日益复杂，国内经济L型走势的持续，面对环境、资源的掣肘与区域内经济转型的压力，如何通过制度和理念的革新、创新合作模式、招才引智、优化产业结构等举措，加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无疑考验着天津滨海新区的智慧、眼界以及胆识，更关系着这个区域的未来。